我爱极了这部电影的视觉创意,尤其是Joy这个角色。电影中Joy的另一个自我,也就是Jobu Tupaki,在形象和隐喻两方面都是对当今“Z世代”面貌的援引。她身上的极繁主义风格发生在Joy的“邪恶自我”显现的时刻——色彩、对象和概念兼收并蓄,瞬息万变地融合,她从高中邻家小妹转眼变成魅惑人心的潮流偶像。陈学礼:谈到这里,你们可能也已经感受到,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把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扯开关系的,没办法把它们彻底分开。实际上在1895年电影产生没几年后,整个影像的创作有两个分流,一个是保持了我们所谓的纪录片的传统,另一个可能进入了所谓虚构电影的脉络。在这个过程中,民族志电影这个脉络其实又是慢慢从纪录片里分离出来的,所以如果我们要问民族志电影的“妈妈”到底是谁?实际上还是纪录片。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都叫它民族志电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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